汪菊渊（左三）在会议中   

　　弹指间，汪菊渊先生离我们而去已有10周年了。回顾汪先生创办专业时筚路蓝缕的历程和一生为园林事业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我们倍感敬佩和怀念，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永远清晰地留在我们的心中，先生的学说理论和研究成果将永远载入我国科技和园林学科的史册。

　　汪菊渊先生（1913-1996）于193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参加庐山森林植物园建园工作。1936年返回母校园艺系任助教，并于1942年晋升为副教授。此后汪先生一直工作于教学一线，并长期担任农林局、园林局领导职位；先后发表有关花卉、园林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在宏扬中国花卉园艺及城市绿化、园林艺术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晚年勤奋笔耕，撰写《中国古代园林史》。

我国园林专业的创始人

　　1951年，当时在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工作的汪先生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即今之建筑系）吴良镛先生商议，并得到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赞同，由两校负责联合试办园林专业。同年９月，汪先生带领助教陈有民及自园艺系中选的10名学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中正式设立“造园组”，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园林专业的创始。.

　　创办新学科，本已维艰；况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高等学校，都早已设置“造园系”或“造园专业”，而我们这个造园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我国高等教育中该专业却还是一片空白；又逢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连百姓的温饱都成问题，更谈何“花卉”“园林”等奢侈品。汪先生高瞻远瞩，以学者特有的眼光预见：在光辉的社会主义未来，园林和观赏植物也将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园人才的培养是长期的“工程”，而非等到需要时才临渴掘井、一蹴而就。因此，汪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己见。

　　创建始初，师资的不足、经费的短缺和园林的教育资料的极端贫乏是可想而知的，面对重重困难，汪先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先生既要讲课，又担负行政事务，还要考虑整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工作的繁重是非常人所能承受的。他经常开夜车备课，有时通宵达旦，第二天双眼布满血丝却仍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授课。

　　造园组开设了素描、水彩、制图、测量学、营造学、城市规划、中国建筑、植物分类、森林学、观赏树木学、花卉学、公园设计、园林工程等课程，分别由几位老师讲授。汪先生根据专业实践需要增设、调整、补充课程。造园组首次把西方现代学科意识与中国园林艺术相结合，使汪菊渊、梁思成、吴良镛诸先生的造园思想得到实践。当时参加创办园林专业的陈有民先生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园林专业的创始，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大纲、教学条件等无一不经汪菊渊先生的精密思考和运筹。”汪先生非常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他亲自和老师们带领造园组学生赴江南进行综合实习，使学生对江南明清宅园、大都市绿地等有深刻认识。汪先生与营建系吴良镛、朱自煊等任课教师共同努力、密切配合，于1953年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园专业的毕业生。

　　1952年９月，由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又选了第二批10名学员为造园组学生。1953年８月，清华大学改为专门性工业大学，造园组迁回北京农业大学自办。1956年８月，高教部正式将造园组定名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并转属于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全体造园组师生调至北京林学院，后又成立为系。汪先生那时已任北京市农林局局长，但仍兼任系副主任并讲授城市及居民区绿化和园林史课程，由于他青少年时期良好的演讲训练及渊博的知识而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汪先生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掌握住办学方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造园组发展为全国着名的园林系，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项空白，在与以后的系主任李驹、系副主任陈俊愉以及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园林专家和领导人才。

撰着《中国古代园林史》

　　汪菊渊先生不仅创建了中国风景园林学科，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撰写了《中国园林史纲要》和《外国园林史纲要》，它们是研究中外园林史较早的范本；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园林部分，对建立中国风景园林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他参加了《中国技术政策、城市建设》中城市绿化和公园部分的撰写工作，获得了“国家技术政策研究重要贡献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之后，他承担了国家建设部园林重要科研课题——中国古代园林历史进展的研究工作，写下了百万余字的宏篇遗着，即《中国古代园林史》。

　　其实，汪先生早在学生时期就研读我国古代的，也是世界上第一本园林专着《园冶》（中国营造学社出版）。创建园林专业后，汪先生在搜集和查阅了大量古籍文献，撰写了《中国古代园林史纲要》的同时，有计划地在每一届学生的教学实习中安排古典园林的调查、测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时过境移，这些资料现已成为极为珍贵的史料。汪先生深知研究古代园林历史的艰辛，但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屹立于国际园林界之林，必须要珍惜历史、挖掘历史；要发展学科，必须扎扎实实地研究其渊源及发展规律。他坚信“只要我们能严谨地选择可靠的资料，利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从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的内在联系上，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关系，整个园林史的发展的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

　　在接受了“中国古代园林史”的研究课题后，汪先生马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征集园林史料。由于古代园林文字资料非常零散，没有像其他学科那样有史料整理并出版的积累，在明代的《园治》问世之前，没有园林理论专着，而相关的史料既浩繁又分散，缺乏整理和汇集，再加上除了清朝，历朝历代的园林真迹都所剩无几，远远不能满足对中国古代园林认识的需要，所以汪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就只有从最基本的资料收集、梳理做起。通过查阅无数前人的书籍，经过长期亲临实地考察遗址，并拍摄、绘制了3000多张照片、图纸，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札记、手稿，为“中国古代园林史”基础资料的整理汇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他对中国园林史研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必将令后人受益于永远。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代园林史》曾准备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为此汪先生又重新整理和编写这本史书，书稿于1994年基本形成。不幸的是，1996年1月28日汪菊渊先生遽然病逝，《中国古代园林史》的最后一章未能编完。

　　《中国古代园林史》是汪菊渊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辛劳一生的硕果。在这本书中展现了始于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商殷至清朝为止的园林史，全书分为12章，包括殷周先秦时期囿苑宫室、秦汉时期的建筑宫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隋唐五代时期的园林、辽金时期的园林、六朝时期的都城和宫苑、明清时期的都城和宫苑、清朝的离宫和别苑，北京、华北、江苏明清园墅，浙、皖、闽、台、中南、岭南、西北的园墅等。该书共120万文字，附图和照片近500张。

　　《中国古代园林史》是一部巨着，正如陈俊愉院士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这一着作是对传承文明、开拓创新所做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中国古代园林史》书稿已由汪先生的儿子汪原平先生保存和整理。为尽早出版，了却汪菊渊先生的遗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请有关专家参加整理，于2005年初开始进行校对工作，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即将问世。中国古代园林之精华将在神州大地上得以继承和发扬，汪先生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为园林事业不断开拓

　　汪先生不仅是优秀的教育家、科学家，还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生都在为园艺和园林事业不断开辟途经。1954年，汪先生参加筹备恢复中国园艺学会和建立北京园艺学会工作，当选为中国园艺学会秘书长，后被选为副理事长直至1985年，后又任学会顾问；1989年11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大会于杭州成立，汪先生当选为副理事长。同时他曾多次组织意义重大的学术会议，推动学科对社会的建设作用。如1983年在厦门召开花卉生产商品化会议，推动了全国各地对花卉生产及出口创汇工作的重视；同年在汪先生等积极筹备下，于南京成立的中国建筑园林学会，曾在合肥市组织了“城市园林”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市组织了“园林植物”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市组织了“名胜风景”学术讨论会，后又组织了跨地区的“园林经营”学术讨论会，促进风景园林概念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人心，促进风景园林事业的进一步壮大和走向成熟。

　　汪先生1956年参加民盟，在园林工作岗位上积极参政议政，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在发展园林事业和当前园林建设方面都提出了议案和建议，在园林立法方面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地学习并不断充实发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当前世风日下浮华成气，我们纪念汪先生，犹如树立一个充满正气的光辉榜样，激励着更多的风景园林工作者和开拓者为中国园林壮丽辉煌的明天奋力耕耘埋头实干。

　　本文由编辑蒋君斐根据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杨赉丽《永久——忆恩师汪菊渊先生》、孟兆祯《师恩浩荡——怀念汪菊渊先生》、唐振缁《纪念我的老师汪菊渊先生》、黄晓鸾《中国园林学科的奠基人——汪菊渊院士生卒》整理。